教育孩子似乎是千头万绪的事情，其实用八个字可以概括精髓，即发现儿童和解放儿童。因此，发现孩子与解放孩子，应当成为父母们与教师们的座右铭。
我是怎样发现孩子的?
大人们常常抱怨孩子不懂道理，可我的观察结果相反，即孩子往往比大人讲道理，也比大人客观公平。
譬如，和许多父母一样，我们也要求女儿多穿衣服，可她常常不愿意多穿。有时候双方争执不下，女儿就去打电话听天气预报，以气温高低来决定穿多穿少。细想一下，女儿的态度是科学的，而大人则是感情性的，并不如孩子明智。
最让我感触深刻的有下面几件事：
1.AA制
女儿上中学之后，由于离家远，有时在外边吃饭，偶尔也乘出租车，可她并未多向家里要钱。
我有些担心：她请别人吃饭或打车的钱从哪里来呢?不能总让别人花钱吧?谁知，女儿听了我的心事一乐，说：
“你怎么净瞎操心哪，我们都是AA制，一起吃饭、打车都是AA制，各花各的钱。”
我愣了一下，问：
“都是同学，好意思吗?”
“嘁，谁像你们大人那么虚伪?没钱也装大款！我们是穷学生，没人不好意思。5人打车，一人二块，自动出钱。”
女儿的话点到大人的痛处了。试想，我们请朋友吃饭，即使手头再紧张，也不好意思实行AA制，只好穷大方吧。可今天的孩子轻松地抛弃了成人的一身酸气，比我们更勇敢地走入市场经济的社会。
2.珍惜自己的权利
一年夏天，女儿学校的校长对我说，暑期有一个国际海洋夏令营，给我女儿一次参与的机会。校长如此关照，学生父母能不千恩万谢吗?事情就这么定下来，虽然女儿知道后反应平淡。
不久，开始办理夏令营手续。6天活动，交费1600元，我知道价格偏高，可还能去砍价吗?只能乖乖如数交钱。
谁知，女儿参加夏令营的事前培训之后，回家宣布：
“这个夏令营是骗人的6天改5天，又没有多少海洋活动，我不去了！”
“钱都交了，怎么能不去呢?”
“退钱呗，有什么了不起的！”
女儿态度挺坚决。
这件事让我有些犯愁。校长给的机会，怎么好意思退?再说，多一天少一天有什么大区别?去了就会有收获嘛。这种惯性的理由在我心中上升的时候，另一种声音响了起来：“要做孩子的法官，先当孩子的律师。”
我突然意识到，女儿的态度是有道理的，而一味忍让的态度不应让孩子接受，为什么不就势给孩子一次机会呢?
我调整了一下心态，平静地说：“去不去参加夏令营是你的权利。如果决定不去，你要负责向有关老师解释清楚，并办好退营的手续，行吗?”
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明白，退营是一件极麻烦的事，谁办夏令营愿意参加者退呢?况且，这一次是区、校两级参与，又已经到了出发前的培训阶段。不料，女儿却毫不犹豫，一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女儿办妥了全部退营手续，1600元钱如数交回。
3.热心外事活动
不知别的父母怎么看法，我时常担心如今的孩子不会关心别人，有时还显得待人冷淡，今后怎么与人相处呢?
也许，与独生子女的背景有关。他们从小习惯了受人照顾，却很少去照顾别人。父母太心疼孩子，百般呵护，怎么肯让娇宝贝委屈自己呢?于是，有些独生子女已经习惯了只关心自己的生活。
可是，我意外地发现，女儿对参加民宿（Homestay）活动非常热心。所谓民宿活动，就是互不相识的人到对方的家里去生活一段时间，同吃同住同活动，以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女儿所在的中学开设日语课，又恰好有民宿项目，与日本交流频繁。
女儿热心与人交流，父母怎能不欣慰与支持呢?于是，陆陆续续，女儿先后领回三个日本女孩来家民宿。
领回一个外国孩子，又要住又要吃又要出去玩，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挺麻烦的事。可是，女儿却格外积极，每次都把自己住的房间倒出来，还总带领人家东奔西走。我和妻怀疑“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女儿身上的独生子女病何时不见了?于是，我们也要求女儿：人是你主动领回来的，你就要独立负责照顾人家，我们只是配合你。
“行！没问题！”
女儿充满自信，什么都答应。果然，三批日本人来来去去，都是女儿负责，除了自己丢了钱包和相机，别的意外什么也没发生。
这件事引起我的深思：孩子的潜能无限，是我们成人的包办代替束缚了孩子。其实，被人过度关照未必幸福，而照顾别人未必不快乐。女儿在接待日本学生来家民宿过程中，体验到了成功——成功的用日语交流，成功的与异国伙伴相处，这是一种难得的快乐，所以，孩子有强烈的兴趣。
类似的故事多得讲不完，而每一个故事的结局都比较美满，原因何在?也许用一句话可以讲透原因，即：向孩子学习，与孩子一起成长。
我一向信奉自己的教育格言：教育孩子的前提是了解孩子，了解孩子的前提是尊重孩子。试想，有了了解的愿望和尊重的态度，还有什么矛盾不可以化解呢?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在渐渐升华，即不仅是了解孩子、尊重孩子，而且还要向孩子学习，与其一起成长。
我是怎样解放孩子的?
写下这个标题，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这似乎抬高了自己而贬低了孩子。实际上，父母与孩子是在相互解放或者相互束缚，只不过前者是成功的，后者是失败的。我的感受是，孩子一直在解放我，而我也在解放孩子。
回想一下，在解放孩子方面，我有以下较深的印象。
1.从重点学校的压力下解放出来
1995年，女儿临近小学毕业时，老师通知学生父母去学校开会，内容是毕业考前动员。
坐在窄小的椅子上，我发现这个会简直像生死大战动员会。现实明摆着，想让孩子将来上大学吗?那就要让孩子上重点中学，可上重点不容易，前三名才有希望。一个班50多个学生，考前三名谈何容易?那就准备钱吧，当时的行情好像是区重点中学5万元，市重点中学8万元。不过，考分太低了，5万，8万也不行！可是，花了高额学费，进了重点中学的门，学生又是怎样的心理感受呢?会不会如坐针毡四面楚歌?
果然，女儿表示不愿去重点中学活受罪。一个不到13岁的小女孩发出了哀哀而愤怒的声音。中国的教育怎么啦?九年义务教育不是国民素质教育吗?不是合格教育和成功教育吗?怎么成了选拔淘汰教育?这不成了失败教育吗?一个人人成功的教育被扭曲为多数人失败的教育，这是谁的发明?又代表谁的利益?其目的何在?
我的心在颤抖。
不久，女儿提出要报考非重点的月坛中学。这是一所全北京招生的日语特色学校，提前招生和录取。
妻立即表示反对。她是北京大学日语专业毕业的，一直与日本打交道。她认为学日语太窄，将来发展空间受限制，还是主张女儿力争进入重点中学，学习英语。毫无疑问，妻子的担心是存在的，学任何语种都会受到某些限制。
于是，女儿选择什么中学成了我家的争论焦点。我的观点：第一，将有关信息告诉女儿，然后，尊重女儿自己的选择；第二，发挥优势，先生存而后发展。女儿学日语固然窄一些，但可与母亲用日语对话，加上月坛中学对外交流多，会比学英语进步快，机会多，生存能力强。
争论的结果是女儿轻松考入了月坛中学，免去了升初中的大考之苦，也免去了升高中的考试压力。关于这一点，妻至今仍与我争论，她认为这是失误，误在让孩子缺乏大考的磨砺，从而对高考不利。她至今后悔当初没有说服我们。
女儿在月坛中学6年，总起来是轻松愉快的，成绩处于良好状态。4次接待日本人来家民宿，两次赴日本民宿，并做了中日中小学生勤苦状况对比研究，出版18万字个人作品集。试想，一个中学生取得如此的成绩，难道不是成功吗?更重要的是，她免受了应试教育更多的折磨，拥有了丰富的人生体验，并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这不是幸运吗?我始终认为，考试是重要的，学历也是重要的，但比考试和学历更重要的是人格，是使人能够获得真正幸福的健康人格。
2.从分数和名次中解放出来
应试教育在中国有天罗地网，谁也休想完全逃脱。因此，女儿虽然选择了非重点的日语特色中学，也时常为考试成绩及名次所累。是的，大家都在比名次，你怎么潇洒得了?
坦率地说，女儿的学习成绩并不优异，有些科目还挺弱，但我认为女儿已经努力了，是个好学生。自然，她也惶惑过、懒惰过、叛逆过，但对一个青春期少女来说，这些不都很正常吗?即使一个成年人，一个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也未必不出现类似问题，为何苛求于一个孩子呢?
于是，我不怎么在意女儿的考试分数和名次，尽力缓解她在考试期间的紧张心理。
有一天晚上，我和妻请女儿去看芭蕾舞剧《天鹅湖》。
正在读初二的女儿一听，马上拒绝，说：“我不去，明天考物理呐！”
我拍拍她的背，说：“看《天鹅湖》比考物理收获大。再说，学物理也不差一个晚上，考什么样算什么样嘛。”
又有一天，晚饭后，我叫女儿刷碗，她马上叫了起来：
“你叫我刷碗，我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我说：“考不上大学可以，不刷碗不行！”
当然，这次对话含有玩笑成分，但也含有严肃的道理，即人不能变为学习机器，也不能将学习视为可以排它的特权，而应当过正常人的生活，履行正常人的责任。
进入高三以来，学生们已进入夜以继日的拼搏时期。女儿能否进一流或二流大学难以预料，但睡眠已减少到每天五、六小时了，让我这个做父亲的很是心疼，可劝又无效，心里不是滋味。
偶尔，女儿早晨实在起不来了，对我说：“老爸，我太累了，今天的课不太重要，我想休息一天。”
我马上答应，说：“睡吧。对于一个严重缺觉的人来说，睡眠比学习重要。我给你请假。”
可能会有人指责我惯孩子，怎么能纵容孩子逃学呢?但是，我会这样做下去。请想一想吧，当一个人严重睡眠不足，不仅不可能学习好，而且可能发生精神崩溃，谁来对孩子的健康负责呢?适当的紧张是合理的，适当的压力是必要的，可如果一切都不适当了，不果断的调整怎么行?在任何时候，人都是最宝贵的。我们既要为孩子的重要考试着想，更要对其一生着想！
3．从对权威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中学时代是崇尚自我的时代，也是偶像崇拜的时代，可谓恨也疯狂，爱也疯狂。
进入初中时，摇滚歌星崔健还挺火，让女儿心驰神往。据说，崔健演唱会将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女儿早就跃跃欲试了。
我知道，女儿并不很了解崔健，只不过中学生有一股狂潮，让她随潮而动罢了。我希望她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是总随流行而盲目行动。于是，买了票，与女儿同去听崔健的演唱会。
场内混乱不堪。崔健在狂嚎，听众在乱叫。在我的背后，竟然有一位姑娘在吹尖厉刺耳的哨子，就是那种过去吹紧急集合号用的简易哨子，毫无优美可言。女儿皱着眉头，厌恶地回头瞅了几回，可那姑娘已沉浸在狂热之中，完全旁若无人。
结果，退场的人越来越多，我和女儿也提前离开。从那之后，女儿很少再提崔健的名字，更没有再听他的歌。
但是，我没有料到，女儿对偶像的怀疑与批判，也会发展到我的身上。
女儿上小学时，一向以爸爸为骄傲。爸爸是作家，写的书《英雄少年赖宁》，全国少年儿童都在学习，没人不知道。女儿小学快毕业时，爸爸又写了中日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又是全国性大讨论，成为教育热点。然而，这一次女儿有些困惑和沉默，因为爸爸说中国孩子不如日本孩子能吃苦，她不太同意，可又说不太清楚。
起初，我对女儿的反应并不在意，认为那不过是一种幼稚的委屈感而已。直到2000年夏天赴日之前，女儿决定做中日中小学生勤苦状况对比研究，我这才认真思考她的观点。
我意识到，这是一次女儿对父亲的挑战，并且是采用社会调查式的重型武器，有可能动摇八年来已经因《较量》讨论而形成的共识。显然，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了。
尽管，我早已意识到，《较量》大讨论留下许多未解之题，即使较为核心的中日学生素质对比问题，也缺乏足以支持论点的数据，而这些数据也未必完全有利于我的观点。如今，女儿冲杀进来，会不会将我推至被动的境地?可是，女儿有这等敏锐的眼光和勇气，我怎能阻止她?我不是一向鼓励她相信自己的眼睛，鼓励她崇尚科学精神吗?
于是，我表示支持女儿的研究，并主动亮出问题当靶子，希望女儿下功夫研究突破。同时，我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把当年争论双方的观点告诉女儿，建议她避开误区，直取要害。开个玩笑说，我是在帮助女儿向我自己开火。
果然，女儿走向了成功。她的一系列作品发表时，聚焦点几乎都在质疑《较量》的观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节目做专题讨论，甚至将话题名称叫做“父与女的较量”。
值得欣慰的是，质疑《较量》的结果，不仅没有否定《较量》的价值，而且使《较量》的讨论更理性了，这对于每一个关心教育的人，乃至对于整个民族的发展，都是有益处的。
4．好的关系胜过好的教育
家庭教育是什么教育?有人会强调学习，有人会强调习惯，这些都各有道理，但我认为家庭教育实质是人格教育，而情感教育是人格教育的核心。
回首自己的经历，我们都会有一个共识，你与谁的感情深厚，谁就可能对你的影响越大。平时，一个你敬重的人表扬或批评你，你会非常在意，而一个你不敬重的人说的话，在你心中的分量也比较轻。这就是情感因素在起作用。
家庭区别于学校和社会之处，在于血缘情和生活情，因此，情感质量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穷苦的农民夫妇将五个儿女培养成大学生，而城里的教授夫妇却被自己的儿子亲手杀死，这同样是情感危机导致的悲剧。
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我最感到欣慰的不是女儿的成绩，而是我们与女儿有着良好的关系——亲切的、诚挚的、轻松的、民主的。
2001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为了帮助女儿完成她的研究报告，我们全家出动，一起去采访北京日本人学校的教师。日本教师惊讶地说：“上高三的孩子，还能与你们亲密合作行动，这在日本很少见到！”
其实，平时在家里我们更亲切，女儿学习累了，会躺在我们身边聊天，甚至会坐在我的怀里，与我讨论问题。有时，女儿还会大声地自言自语：“老爸老妈，我爱你们！”
当然，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总会顽强地表现叛逆性，我们的女儿自然不会例外。碰到那种时候，我会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譬如，某一天，上高一的女儿穿校服去上学，放学却穿着肥肥大大的背带裤回来。妻一见，皱起眉头，叫道：
“啊呀，真难看从哪弄来的?”
女儿倚在门口，挑衅地看着我们，一句话也不说。一场争论即将爆发。
我笑了笑，说：
“女孩子穿背带裤挺精神，只是肥了一点，改改就行了。”
女儿的火气消了一些，过来与我们吃晚饭了，而且又说又笑。
饭后，我与妻散步时，她生气地质问我为何不坚持原则?我说：
“一个16岁的孩子，自己用零花钱买了件衣服，难道不比缠着父母给她买好吗?两代人的审美眼光不同，你怎么证明你对她不对?谁都有个提高的过程嘛，何必互相苛求和指责呢?”
妻想想我的话有些道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渐渐的，我们家中养成了平等协商或叫谈判的风气，凡事坐下来平心静气沟通一下，一般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教训也是有的。虽说爱子心切，可女儿也有钻牛角尖的时候，双方难免声高，冲突升级。但是，事过之后彼此都后悔，慢慢也就吸取教训，各自学会了克制，都珍惜家庭中的和睦气氛。应当说，代际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长辈，而长辈的秘诀在于发现孩子、尊重孩子甚至向孩子学习，因为这是促使矛盾转化的有效方法。这是我很深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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