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一期高职院校领导干部进修班学员在讨论时，就如何进一步明晰高职院校办学定位、理顺办学实践中涉及的外部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并形成一些重要认识与思考。

　　思考一：

　　高职姓“职”更姓“教”，高职院校在办学定位上要体现其应有的规律性。

　　高职院校目前办学定位尚不十分明晰，诸多学员对此进行了探究。湖北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程光富认为，高等职业院校对“高等”属性强调不够，而是更多地强调了“职业”属性；要克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过于功利化的问题，适当强调通识教育。一些用人单位反馈的往往不是技能问题，而是与人沟通、交往的问题，而教育部门评估并没有这方面的内容；高职要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要与中职生、本科生相区别，不宜过于关注某一种技能，要关注专业群，对学生培养的涵盖面要大一些，要更注重内涵发展，这样可使学生更加适应工作岗位上的多种要求。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李世收认为，目前高职的教学改革、课程设置上有些问题值得关注，如有些化工类院校取消了化工原理课程，直接上操作课程，这是短见的人才培养观，一味地强调工学结合，弱化了基础课。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建良认为，课程设置要顾及学生的基本知识、基本能力、就业能力的培养，还要顾及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单纯强调“顶岗实习”不利于学生可持续发展。高职姓“职”更姓“教”，打好学生的学业基础，提高学生就业与职业迁移能力十分重要。

　　思考二：

　　升本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使中职、高职、本科等教育层级融通，使不同学生的发展诉求尽可能得到满足。

　　高职上升通道是学员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毋庸置疑，当前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仍然不足，这有其现实的因素。比如在招生程序上，高职高专处在最后一个批次招生，接收的大多是“末流生源”，并主要与“三本”院校存在生源竞争；在就业方面，公务员岗位只面向本科以上层次的毕业生，相应地导致在社会普遍观念上，还是认为本科是比高职更高一个层次，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地位也相应更高。因此在一些高职院校领导心目中，不能升本则各种外在压力难以解除，使高职院校失去不少发展空间。

　　当然，高职院校的领导者们也认为，都升本也不现实，不过总要使高职院校发展有目标、空间，同时要使打算上和正在上高职院校的学生看到他们发展的目标和空间。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丁岳伟认为，升本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使中职、高职、本科等教育层级融通，使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尽可能得到满足。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院长陈留彬认为，如果高职院校不可能升本或试办本科，最好就不要开口子，否则，更多的民办高职升格本科，高职会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还有学员提出，可否允许少量强势专业办本科，并且也像一些升本的民办高职那样，跨界不越界。

　　思考三：

　　政府应减少对高职院校内部事务的过多干预。

　　政校关系是学员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一些学员反映，政府对高职院校管理的一个弊端，就是直接管到学校的教学，即使文件规定给出的培养模式是指导意见，但在评估时仍然会按照指导意见给出具体意见；上级部门对学校权力约束太紧，体制弊端较明显；学校不能事无巨细跟着上级机关的指针转，政府应重在引导，不要牵着学校转。

　　过多的以及不当的评估，也成为对学校办学的干扰。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曹克广谈到，目前针对学校相关工作的评估特别多，比如辅导员生均配备、两课教师生均配备、体育教师生均配备、档案管理教师配备数，这些评估太多，学校经常忙于接受评估，人力、物力、财力耗费很大，而且有些评估指标不现实，相关部门制定的一些评估指标在地方上并不被认可。

　　“去行政化”是学员讨论政府责任时的一个议题。一些学员认为，“去行政化”要求上级不要对下边管得太多；有些行政管理部门的小干部都对校长指手画脚，反映出行政化明显，而根由是行政上把握着资源，说明资源在分配方式上有问题。

　　思考四：

　　千校一面难有特色，政府应在科学规划、资源配置、保障整体公平效益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政府对于办好高职教育实际有着重要的作用。山西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王枝茂谈到，许多不同行业类型的职业院校都在办相同的专业，都成了综合的职业院校，这种千校一面难有特色发展；政府要调整对教育支持的政策，要有分工，关键是政策的引导。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宋建华认为，现在重复办专业造成资源浪费的情况严重，这些盲目建设完全是市场行为造成的，而专业设置是否合格也需要一个基本的认证，政府应当加强宏观指导，发布人才需求的权威数据，并统筹布局，指导办学部门按照基本的宏观需要制定招生的规模、人才培养的规格等。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周建军认为，三甲医院的科秘书、医疗统计人员，许多是本科生做的，但往往高不成低不就，其实专科生在那里就业就够用，但由于对高职、专科学生的限制，很难在这些岗位任职，因此政府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统筹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广东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伍永胜认为，职教法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责任，特别是足额拨款问题。

　　另外，政府在高考制度方面的改革是否科学也关系到高职院校的发展。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巴音巴图认为，如果不分批次招生，而是和本科院校一起招生，能解决许多问题。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院长曲庆国谈到，一些省市计划实行春秋两季招生，春季主要面向高职招生，秋季可以本科、高职兼报。在这种政策下，春季招上来的学生，秋季很可能就流失了。

　　思考五：

　　教育系统与其他行业系统应加强协调，为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许多学员谈到，教育的很多问题不能只是教育部门自己做，必须与其他部门充分沟通，并联合其他部门共同制定政策、下发文件，并要真正使文件发挥作用；现在很多地方部门不可能按照教育部门的规定来办事。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副院长赵鹏谈到，北京市曾组织高职院校制定过相关的技能型人才的等级标准，在此基础上将技能人才培养从中等学校到高等学校、甚至将来的研究生都打通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发现，仅在教育系统内部提倡完全是自娱自乐，因为教育系统仅承担部分培养的任务，用工、技能职称的等级评价和指标都掌握在企业、劳动局等其他部门手里；并且，教育系统制定的标准，不一定有行业性权威，而真正适合制定行业各类标准的行业协会，又大都是类似政府的部门，还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和行业发展的角色转变。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袁卫国认为，职业教育不是硬办起来的，而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一种积极的、有机的反映，体现的是教育与社会和其他行业的共生共荣。但校企合作中学校热、企业冷的局面仍难找到制度性的对策。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李泽华谈到，校企合作、供需结合，路子对，但难度大，主要是不对等，是学校在求企业，校企合作无深度，帮助不上人家什么，单靠学校、教育部门难解决。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院长聂强认为，校企合作一定要有利益结合点。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党委书记阿山江·买买提江等学员认为，应该通过国家有关政策来加强校企合作。

　　另外，校企合作不只是个别高职院校与个别企业的合作，应该是教育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关系的一个体现，只有从大的方面把关系理顺了，校企合作才能更高效有序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