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这是媒体报道中国一些城市学龄前儿童入园难、入园贵做出的形象比喻。目前，中国一些地方幼儿教育存在着公办园“稀缺化”、民办园“两极化”、收费“贵族化”、优质资源“特权化”等现象。调查了美、日、英、韩、德等国家幼儿入园的情况，发现很多国家学前教育有着浓厚的福利色彩，在收费政策上向低收入家庭倾斜，虽然也存在优质教育资源竞争激烈的情况，但是政府总是想方设法保证公平公正，不让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这些做法非常值得中国借鉴。

 政府立法积极承担责任
    这些国家，虽然都实行市场经济，但在教育上并没有奉行金钱至上的原则，政府没有把学前教育部推给市场去解决，而是承担起政府该负的职责。
    在日本，幼儿教育是国家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政府和社会力量各自在幼儿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级政府一方面根据地方人口变化调整公立幼儿教育机构布局，另一方面也对社会力量办园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日本的幼儿教育搞得比较好，国家依法投入的巨大资源，是其能够确保居民子女获得高质量、低成本幼儿教育的根本原因。
    德国学前教育实行国家承担绝大部分幼儿园费用、家庭按收入以一定比例参与的方式。
    首都柏林市每年幼儿园的费用总共达7.5亿欧元，主要由柏林市政府财政承担。自今年1月1日起，在柏林上幼儿园最后2年免费（伙食费除外），此前柏林幼儿园最后一年是免费的。此外，自2011年起，柏林幼儿园最后3年将全部免费。而每年免入园费，就意味着柏林市政府将自己多承担大约1000万欧元。
    英国中央政府每年都会向地方政府划拨“早期教育专项基金”，再由地方政府将这笔资金分配给幼儿教育机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保证会有足够的幼儿园、托儿所或者小学幼儿班等幼教机构接收本地区幼儿。光是伦敦市泰晤士河畔里士满区就有105家政府拨款的幼教机构，足以满足幼儿入园或入托需求。
    很多国家的政府不仅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很重视，对低龄儿童的”保育”问题它们也没有忽视。以日本为例，学前教育有“保育园”和“幼稚园”两种机构，其中，保育园系统隶属于厚生劳动省，定位为“儿童福利设施”，属于社会保障机构，入园儿童为0岁至小学入学年龄之前的儿童，每日入园时间多至晚间监护人下班时间之后，最晚可至22点。
    韩国也有类似的安排，它的幼儿教育机构有“幼儿园”和“儿童之家”两种，其中“儿童之家”没有招生的年龄限制，解决了3岁以下儿童的“保育”问题。同时“儿童之家”在教师儿童数目比方面也有具体要求，一般来说，1岁以下的班级为1比3，即一个老师最多照看3个孩子，2岁以下为1比5，3岁以下为1比7，4岁以下为1比15，4岁以上则是1比20。对比中国，过去小孩几个月大就可以送到“托儿所”的情形已经不见踪影，3岁以下儿童的照管完全由个人和家庭承担，很多双职工家庭面临着小孩无人看管的难题。

 不把幼儿教育当“产业”
   政府之所以肯花大力气解决幼儿教育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并没有把幼儿教育定位为“产业”，而是定位于国民应享的福利，其指导思想就是要保障每名幼儿都能接受到学前教育。
    美国经济的主体是私有制，在学前教育上，虽然也是公立与私立幼儿园并存，但幼儿教育的主力却是公立幼儿园——公立幼儿园按照学区划分，每个学区都有对应的公立幼儿园。
    具有东方传统的日本社会一向重视教育，不仅有政府力量大力投入，社会力量也积极开展幼教事业，目前日本共有约1.4万所幼稚园，以及约2.3万所保育园。其中幼稚园多数为私立，保育园则公立与私立各占一半。但是这种私营幼稚园或保育园是所渭“社会法人”而非企业法人，虽然不缴纳税款，但也不能以营利为目的。
    关于幼儿教育机构的地位、性质和运营方式等细节，日本有明确的桕关法律制度。在《儿童福祉法》中，不仅对保育园的设立进行了专门规定，而且具体规定了各级政府在新建保育园设施时的出资比例，并要求国家和地方政府为社会力量兴办、国家认可的私立保育园提供补贴，额度最高可达四分之三。
    韩国的幼儿教育机构除了分“幼儿园”和“儿童之家”两种外，运营上又有公立、个人运营和公司运营之分，还有一些教会办的机构。幼儿园属于教育机构，归教育部主管，只收满3岁以上的儿童。“儿童之家”属于福利事业，无论其性质如何，均有一定的准入标准，政府都有投入，并对其硬件设施、人员配备、收费情况等严加监管。因此，各家“儿童之家”的设施、运营情况等不会差异过大，收费也基本统一。师资方面由家庭保健福祉部下设的资格管理事务局具体管理。任教的老师须有专业资格证，一般为幼教专业的毕业生，而院长也需要拥有从事幼儿教育5年以上的经验，并获得徊关资格证。在运营费用方面，无论公私，政府都会给子“儿童之家”一定的补贴。

  阶梯式收费“劫富济贫”
    这些国家都是比较发达的经济体，换句话说它们的政府财大气粗，可以对学前教育进行巨额投入。但是事实并非这么简单，“钱”并非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比如这些国家针对不同收入的家庭收取不同水平的入园费的办法，就让我们汗颜，也可以看出我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形象地说，在学前教育收费上，一些国家的政府充当的是“罗宾汉”的角色——劫富济贫，实行向低收入家庭倾斜的政策。
    美国的公立学前教育照顾中低收入家庭，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收费低廉，甚至免费。以华盛顿特区附近的阿灵顿县为例，这里为4岁以上的儿童提供免费的“学前教育服务”，但只有年收入在82161美元以下的家庭才有资格申请。在中低收入家庭中，这种普通班还更加向低收入家庭倾斜。拿一个三口之家为例，年收入在33874美元以下的家庭享有入托优先权。
    此外，阿灵顿还提供学前“蒙氏教育”班，针对3到6岁的儿童，高低收入的家庭都可以申请，但是这种“蒙氏”班在收费上同样给予中低收入者优惠。根据阿灵顿公立教育系统提供的资料，这种托儿所采取家庭收入越高学费越高的阶梯式收费方式。比如3到4岁之间儿童的收费，按照家庭收入多少分14个档次。最低档——年收入在24000美元以下的家庭，学费只需要580美元；而最高档——年收入高于78721美元的家庭，学费则变成了惊人的7842美元!可以看到中低收入者得到了多么大的优惠!而且这里还规定，每个班里边三分之二的名额必须为年收入在65728美元以下的家庭保留。在这种“蒙氏”班里，儿童超过4岁之后，年收入在82161美元以下的家庭便不需要交学费了，但是年收入高于这一数额的家庭依然需要交纳昂贵的学费。
    任先生在阿灵顿县的一家中资公司工作，他的孩子正好是要上幼儿园的年龄。当他听到这里对高收入者申请入托有限制时感到很惊奇，因为在国内只有太穷上不起幼儿园的，还没听说收入太高而受限制的。但是美国人的逻辑是，低收入者家庭的孩子如果无法享受免费的公立学前教育，它更无力雇保姆或者送孩子到私立幼儿园，而富人则有能力请保姆、上私立幼儿园，因此公立学前教育对于中低收入者的倾斜是确保教育机会平等、社会平等的一种形式。此种现象并非美国独有，德国柏林也是如此。上幼儿园的费用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全柏林统一的每月23欧元的伙食费；另一部分是浮动的入园费，直接与家庭每年的税前收入和每天在幼儿园的时间长短挂钩，按一定比例收取。例如，家庭税前月收入1875欧元以下，上半天幼儿园每月需要缴纳15欧元，全天需要缴纳25欧元；而税前月收入6755欧元以上者，上半天幼儿园需缴纳203欧元，全天405欧元。

  入园资格尽量实现公平
    除了在收费上向中低收入家庭倾斜，一些国家还在获得入园资格上尽量实现公平。教育资源不均衡是很多国家存在的现象，例如在韩国，收费低廉、设施完备的公立幼儿园，一些口碑好的私立幼儿园，还有如三星等大企业开设的幼儿园，报名者众多，入园比较困难，一些家庭为了让子女能进入这些幼儿园，甚至从孩子刚出生就在网站上进行登记报名。但是能不能入园，比的不是谁的钱多，也不是谁的关系硬，而是看综合因素，甚至靠的是运气。
    在美国上幼儿园一般需要提前4-6个月申请，因此教育机构能够提前较长时间获知入学儿童的数量从而进行准备。如果申请人数实在太多，大大超过幼儿园能够容纳的数量，那么就用最公平的手段：抽签决定。这种办法减少了导致腐败、权力寻租的机会。
    在选择幼教机构方面，英国家长可以向教育主管部门反映他们的要求，主管部门也会对此加以考虑，但他们的孩子仍不一定能进入心仪的学校。例如，在伦敦市卡姆登区，要进入社区小学幼儿班，必须持有该区教育主管部门签发的“特别教育需求声明”，而如果报名者太多，就要按照拟入校幼儿是否有兄弟姐妹已经进入该校以及是否有医疗等方面的特别需求等排序。儿童中心幼儿班的招生政策又有不同，如果名额供不应求，卡姆登区居民或三岁前参加过该中心活动的孩子有优先权。
    相对于韩国中小学均需就近入学来说，申请进入幼儿园和“儿童之家”则要自由得多。按照自愿的原则，家长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学前教育机构进行登记报名，没有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具体做法是，在政府运营的网站上进行电子报名，并排队等待直到机构出现名额空缺；再按报名的先后顺序入园。在同等情况下，双职工、单亲家庭、多子女家庭、多文化家庭（跨国婚姻家庭）的子女，可优先入园。整个过程均在网上公布、由区政府监管，十分公开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