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邀请全国近80所中学校长参加自主招生座谈会。北大招办主任刘明利表示,在面向社会公示的前提下,各校长可实名向北大推荐优秀学生;而经实名推荐的学生,可成为高校自主招生直接候选人。

    “自主招生”,“校长推荐”,“直接候选人”,在冒名上学、加分丑闻屡见不鲜的情势下,这样的新闻关键词无疑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校长推荐具有的弹性空间和高校招生曾有的重重迷雾,使公众敏感地意识到此一制度有发生变异的危险。于是,舆论的第一反应是审慎而不乐观,并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校长推荐会不会造假?会不会滋生腐败?公示能不能起到监督作用……

    这些疑问,显现了公众对制度变革所怀有的不信任感和焦虑情绪。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这类主观感受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基于某些经验和常识作出的判断。在经历了“罗彩霞事件”、浙江航模高考加分事件、重庆考生民族成份造假事件等不良事件“洗礼”之后,公众对制度公正性的关注远甚于制度目标本身的达成。大家都明白,加分制度也好,推荐制度也罢,初衷无非是在缺乏灵活性的高考制度中,增加某些通道,发现和吸纳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和禀赋的人群。然而,制度执行的糟糕状况,往往使公众清醒地认识到,制度本身的良好初衷,并不能够保障制度的公正性和实效。原来只为增加活力的制度,一经人情或权势网络关系的染指,即成了某些人自肥的“一亩三分地”。看起来很好的“经书”,总被人念歪念臭。如此情形一再反复,焉能不叫人对制度创新心生戒惧之心?

    有了上述心理预期,此番北大的变革之举令社会舆论忧心忡忡,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纵然,北大相关负责人在介绍此次制度变革时,强调了公示的重要性以及中学校长诚信推荐档案的建立,但公众似乎依旧无法释然。这种耿耿于怀的心态,看似吹毛求疵,实际显示了公众对制度设计、执行和评估有了更深更成熟的思考。

    事实上,所谓“校长推荐制”,公众早就见识过。2007年开始,香港大学就在北京等城市推行“校长推荐计划”,有些中学的优秀生可通过校长推荐,提前进行面试和笔试,通过考试的学生有机会在录取时获得5至30分的加分。每年港校招生,都颇引人注目,但似乎没有听到人们对此一推荐计划进行质疑。同样是校长推荐,内地高校和香港高校何以引起不同的反应?显然,此中的差异意味着公众对不同环境中制度创新的利弊得失,有着切中肯綮的考量。

    尚未实行,北大“校长推荐制度”就引来不甚乐观的怀疑,这不是坏事。至少,公众的忧虑指明了制度推行之后可能遭遇的困境,以及继续改革完善的方向所在。若相关方面能够正视公众的忧虑,未雨绸缪,妥为安排,未始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